一部化“碎片”为整体的区域研究专著

文/翟慧文

【资料图】

不同以往的人类学区域研究

即使身在珠三角，我和许多本土人一样，对移民概念的理解都是碎片化的。这些“碎片”可能是偶然认识的厂工、小区的保安或扫地的阿姨。作为本地人，或许我们不会深究，不会探究这些移民群体从何而来，为何选择来到这里，又将何去何从。

然而，这些碎片化的印象与叙事通过周大鸣教授的研究得以凝聚。他从湘潭移民到珠三角，花费了数十年的时间将这些碎片整理汇聚，最终形成一部区域研究著作：《珠三角移民与城市化研究》。

这部著作从人类学的整体性出发，从人口流动、社会转型、社会网络、社会融合、社会空间等多个方面，展现了珠三角地区从传统城镇化向着工业城镇化和现代城镇化发展的壮阔画卷。

他通过细致入微的叙述，将那些我们习以为常的身影和生活融入了一个更大的历史图景之中，所呈现的不仅是个体的移民经历，更是一个群体、一个城市、一个时代的发展变迁。这样的研究视角和深度，让人不禁关注这些移民群体背后的故事。

从改革开放的时代脉络中，周大鸣老师早期的作品展现了珠三角地区乡村都市化的发展过程。人口迁移是城市发展的重要风向，人口的流动与聚集影响着城市经济发展的活力。因此，在周大鸣老师对于城市化过程的研究中，也包括了对外来劳动人口的研究。

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乃至刘邵华的《我的凉山兄弟》，都是从孤立的村落出发，以小见大地阐释人文社科的理论。随着社会的发展，微观村落的研究分析受到了质疑和批判，促使人类学从单一的村落向复杂的、区域的整体研究转型。

经过三十载的研究积累，周大鸣老师向人们展现出了不同于过去人类学的区域研究作品。

揭示珠三角的特殊性和复杂性

《珠三角移民与城市化研究》从导论开始即引出了作品最核心的一条主线——从地域社会到移民社会。

开篇选择了从历史学和人类学相结合的角度切入，对珠三角地区的文化历史进行了深入、全面的分析，让读者对珠三角地区的地域社会有了一个基本的认识，也揭示了珠三角地区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先锋地区的历史特殊性和复杂性。

外来人口为珠三角提供了更广阔的视野和联系，增强了与其他地区和国家的互动与合作；然而，外来人口也带来了一些挑战和问题。

例如，外来人口增加了珠三角地区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压力与难度，融合和沟通方面也存在一些障碍和冲突，需要更加有效的社会政策和措施来促进社会和谐。

随着新能源汽车、5G通信、新型基础设施等新兴产业的发展，对高素质劳动力的需求增加，而对低端劳动力的需求减少，这将进一步影响珠三角地区外来人口的规模和结构。

在乡村都市化过程中，宗族企业是由一个村落的宗族共同成立经济组织的代表。

这些企业具有中国特色，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利用宗族关系和文化资源降低交易成本、增强信任、凝聚力，并提高效率和竞争力。

然而，宗族企业在面对市场竞争和社会变迁时，也要克服宗族文化的弊端，实现宗族与市场、传统与现代的平衡与融合。

为学术界提供重要方法论参考

书中还开创性地研究了在穗非洲导购中介商的生存情况，他们与不同群体之间存在着未连接或弱连接的空隙，这些空隙为他们提供了信息、资源和机会的优势。在穗非洲导购中介商的社会网络反映了全球化背景下“过客社团”这种新的移民理念，即他们既不完全融入当地社会，也不完全脱离原籍社会，而是在不同社会之间灵活地转换身份和角色，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和需求。

在本书的第三部分，“二元社区”的概念贯穿对城市化发展历程的研究。这是周大鸣老师在2000年研究珠三角外来工时提出的一个创新性概念，指由本地人和外来人口构成的两个不同的社会系统，它们在分配制度、职业分布、消费娱乐、聚居方式和社会心理等方面存在着差异和隔离，互不认同。“二元社区”理论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对珠三角地区移民与城市化发展的新视角和分析框架。

本书不仅为读者提供了对于珠三角地区移民与城市化的全面认识，也为学术界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方法论参考，对于理解和应对当代移民与城市化问题具有积极意义。

转型视域下的城市与移民发展

文/王欣

一、引言

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以来，中国经济转轨与社会转型取得显著成效，城镇化水平大幅提升。但受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资源大量向城市集中，乡村长期处于边缘地位。

不断加大的城乡差距也改变了人口的空间布局，大批人群自发从落后地区流向发达地区、从乡村涌向都市，数量庞大的移民群体既推动了流入地的城市化进程，也给当地的公共治理与社会秩序带来挑战。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有关移民与城市化的问题始终是各学科关注的焦点，人文地理学从宏观角度出发，讨论移民流动之于城乡地理空间形塑的意义，聚焦于空间内部的经济关系与环境资源等方面。

人口学主要基于人口统计资料与动态监测数据，分析城市化背景下人口流动的趋势、机制以及人口在城市中的空间分布效应等。

人类学则主要关注移民长期习以为常的乡村生活方式如何转换为都市生活方式，以及移民多元文化共存与社会融合等问题。

著名人类学家周大鸣教授是中国都市人类学领域的先行者，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周大鸣教授就已指出乡村都市化并不是城市化的终结而是城市化的起步，并认为中国城市化需经历村的集镇化、乡镇的市镇化、县城和小城市的大都市化以及大中城市的国际化几个阶段。

在多年耕耘珠三角研究的基础上，周大鸣教授及其团队在2023年出版了《珠三角移民与城市化研究》一书，并提出了一个新的议题——中国正在从一种相对封闭的地域型城市社会向多元开放的移民型社会转变。而“移民型社会”这一概念也成为贯穿全书的关键词。

该书共分为三编，第一编介绍了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简要情况，如主要的族群与文化、人口迁移的数据、改革开放以来外来人口政策的变迁等。第二编直入主题，对珠三角地区的城市移民进行了研究，提出了“城市新移民”这个概念，并分析了新移民在城市中的社会融合程度以及经营性移民在城市中的社会流动。

同时第二编也融入了全球视野，分析了珠三角地区的一个非洲人群体——在穗非洲导购是如何通过中介身份成为两国经济来往的桥梁，并探讨了“社团”这一种新的移民模式产物。

第三编梳理了珠江三角洲自秦朝到清朝的城镇化发展过程、移民历史和城镇化历史，历史上各地移民的迁入，为珠三角地区带来了异地思想文化、生产技术和生活习俗，这些文化与岭南文化交融形成了多元包容格局。

同时，珠三角地区大量移民的迁入催生了“二元社区”，在描述“二元社区”的形成及变迁过程、内部冲突，并分析“二元社区”走向社区融合发展趋势和所面临的阻碍的基础上，引入了一个都市人类学研究的新视角——“城市活力”，并讨论了移民对于城市活力的贡献以及城市如何通过接纳移民提升活力。

全书内容紧凑，紧紧围绕“移民”、”城市化”这两个关键词层层递进，为我们展开了一幅珠三角地区人口与城市化发展的全面图景。

二、城市转型与移民发展

城市转型背景下的移民发展是一个复杂而又关键的问题，对于移民群体和城市建设都有很重要的意义。

周大鸣教授对珠三角地区的移民问题已投入了多年关注，他在珠三角地区进行乡村都市化研究时，将目光聚焦于该地大量的外来移民，而这群外来移民背后蕴藏着中国移民问题的特有机制。

（一）城市转型与移民社会构建

城市是人类社会权力和历史文化所形成的一种最大限度的汇聚体，它象征着人类社会中种种关系的总和，美国学者刘易斯·芒福德曾在《城市文化》一书中指出，城市“既是神圣精神世界——庙宇的所在，又是世俗物质世界——市场的所在；它既是法庭的所在，又是研求知识的科学团体的所在”。

中国有着几千年的城市文明史，许多学者从历史的角度研究中国古代城镇的市场体系、社会结构、城市发展历程。而周大鸣教授从一个新的视角切入，提出了中国城市发展的另一种思路：中国过去的城市是建立在一个地域社会之上的地域型城市，现如今正在向一种移民城市转变。

我国曾长期是一个农业型社会，以农为主、以土为生的人不愿意放弃自己的土地迁移到别的地方，传统中国的人口政策又比较保守，新中国成立后建立的户籍制度更是对人口的自由迁移进行了严格的限制，于是在没有外部威胁的情况下人们倾向于在一方土地上繁衍生息，地域型社会便建立在这种地域文化基础之上，传统城市也孕育于地域型社会中。

城市社区的转型是伴随着“移民时代”而到来的。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土地政策、户籍政策和产业政策进行调整，人们不再被困在土地里，经济发展不景气的地区的人迅速流向发展景气、经济机会更多的地区。

人口在各地之间频繁流转，我国也从传统的农业社会走向现代的工业社会。珠三角地区化身改革开放的实验地，乘着政策加持之风，工业化发展迅速，就业需求和就业机会大大增加，形成了一股吸收外来移民的拉力。

通过对广东东莞虎门的田野调查研究，我们可以看到，自从1981年虎门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之后，农村劳动力得到解放，各种“三来一补”企业和村集体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由此造成的“用工荒”吸引了大批农民工的到来，拉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90年代的虎门便已经开始往小城市的形态发展。

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虎门面临产业结构转型和社会转型，设立民泰社区吸收新莞人落户虎门，顺应都市化发展，2014年，虎门成功撤镇设市设区。现今从总体上看，珠三角地区移民的数量已经超过了本地原有的人口。

我国开始进入城市化快速增长的时期，中国的城市也进入了一个转型期。

地域型社会的一个特征是居民是以周边的农村移入城市为主，而现在大量非城市周边农村的外来人口涌入城市，移民的来源具有多样性和多元性，人口结构越来越异质化。这也是周大鸣教授提出深圳、广州这种沿海城市已经进入了移民社会的原因所在。

（二）移民发展与社会融入

有关移民的研究，从19世纪开始就逐渐成为社会科学领域的重要部分，根据不同的目的和视角，“移民”的界定和范围有着不一样的原则。

近年来，人类学家对移民的研究逐渐突破原有的城乡二元对立思维和移民的归类问题，将关注点集中在移民群体本身的复杂性和分化性上，将移民作为一种社会发展方式，即经由移民所带来的经济、文化和社会重构。

这种视角兼采微观与中观层次，从移民本身出发，由群体互动深入到社会结构。R.卡亨也从过程论的角度提出，移民是一种文化向另一种文化进行整体流动。

珠三角地区作为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吸引了大量外来移民。

这些移民来自全国、乃至全球各地，寻求更好的工作机会和生活条件。无论是在城市形成的初期，亦或是在城市发展的各个阶段，城市的发展都离不开移民。移民同样也离不开城市，这个群体需要依靠城市的环境来实现其各种各样的主体诉求。

城市转型通常涉及城市化进程、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这些因素对于移民发展起到重要作用。珠三角地区在转型过程中带来的信息资源流动和城市发展，给移民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和挑战。

城市社会在转型，城市中的重要群体——农民工也在转型。以往人们一提到农民工，往往会想到他们是一群来自贫困乡村、在城市工地上辛勤劳作的劳动力。然而，事实上农民工群体的构成非常复杂。他们不仅不再都来自乡村，而且已经分化为不同的社会阶层，其中甚至包括一些掌握一定资本的业主。

为了更准确地描述这一群体，周大鸣教授引入了“城市新移民”这个概念。这个概念的提出不仅加深我们对社会发展方式的理解，并且可以推导城市新移民“社会融入”的视角。

三、城市转型中的移民文化适应与社会融入

移民进入移居地之后面临的最主要的问题就是适应并融入新的社会，适应包括以语言、生活习惯、行为方式为主的文化适应，和进入移居地社会的社交团体、组织机构活动和一般公共活动的社会适应。

与此同时，移民的在地经历、移民与主流社会的关系也成为社会科学者讨论的重要话题。

转型过程中的城市由于接收了大量移民，来自四面八方的移民将各自的文化带入当地，城市里面的文化向多元化发展，不同文化相互碰撞，势必会给城市新增许多挑战和障碍。城市在经历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也伴随着文化转型以及相应的文化调适。

在文化与社会适应方面，面临着以下突出的问题：

第一是城市中人们公共资源的平等享用问题，不同身份的人在城市中享用的待遇也不同，例如不同的户籍类型关系到居民在城市中如医疗、教育、就业等相关权益，珠三角地区的移民大多来自周边农村和外省农村地区。

外来人口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才能转为当地户籍，而很多外来人口往往无法满足这些条件，导致他们无法享受与当地户籍居民相同的权益，难以真正融入当地社会。

第二，人口加速流动后扩大了人们的通婚圈，家庭来自不同地域的成员因为各自文化背景、风俗习惯不同而很可能产生观念上面的矛盾，从而导致家庭结构不稳定、离婚率上升。

第三，在城市转型过程中会出现类似于地域歧视或传统道德伦理弱化等文化不适应问题，人们常常对某一个地方的人存在刻板印象，例如广东的某些企业在招工的时候明里暗里表露出对某些省份的人的嫌弃。

而一些当地居民对外来移民持有偏见和歧视，认为他们的到来抢走了当地人的工作机会，还认为他们的存在危害到当地的安全，导致两方紧张局势的产生。

第四，移民社会中的人际关系更为复杂，语言、思想观念等的不统一会让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产生隔阂和纠纷，外来人口既要处理外来人之间的人际关系，也要处理本地人与外来人之间的关系。

第五，移民城市中的族群关系更为复杂，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变得更加困难，群体与群体之间的相处也同理。在城市里面，不仅是地域性人群更加多元复杂，各民族杂居在同一个地方，一旦发生矛盾，涉及到民族、文化、权利等因素，处理起来更加棘手。

因此，珠三角地区的城市化进程是发展与危机并存的进程。

外来移民在珠三角地区常常遭遇身份认同的困境，这导致他们难以完全融入当地社会。这一问题主要源于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外来移民在珠三角地区受到与本地居民的文化、语言、习俗等方面差异的限制。虽然普通话已在全国普及，但许多本地人还是习惯于在日常生活中用方言交流。

而一些从小生活在农村地区的外来移民因为各种因素，接受的教育有限，普通话在偏远地区的普及力度也不大，导致许多外来移民只会说当地方言，甚至听不懂普通话，这导致本地人与外来移民在日常沟通上面出现困难。

这些差异使得他们与本地居民之间存在沟通和理解的障碍，从而加大了他们融入社会的困难。无法很好地适应当地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使得他们往往感到孤立和排斥。

在这个陌生的环境中，他们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适应新的生活方式和社交圈子。一般来说，血缘和地缘是外来移民重要的社会联系纽带，日常交往的对象是同乡好友或同学。绝大多数人无法与本地人交朋友，语言不通，无法进入本地的社会圈子。

其次，身份认同的问题也与法律和制度上的限制有关。在珠三角地区，外来移民通常享受有限的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他们往往无法获得与本地居民相同的权益和待遇。

这种身份的不平等和不公正，进一步加剧了外来移民与本地居民之间的隔阂，导致他们难以融入移居地社会。此外，外来移民在就业和居住方面也面临一系列的限制和不利待遇。

一方面，外来人口常常被用低廉的价格雇佣，从事一些体力劳动或低技能工作。他们往往面临着低工资、长工作时间和劳动条件差等问题，无法得到更好的发展和提升机会。

另一方面，由于房屋和户籍政策的限制，他们往往被迫居住在城市的边缘地区或者是不合法的住房，并且难以享受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便利，这群人实际上是从一个位于中国行政区划中的农村边缘地区到了一个城市的边缘地区。

正是因为上述原因的存在，甚至导致了城市中“二元社区”的形成。外来移民抱着对美好生活的渴望来到大城市，想要实现向上流动的愿望，但是不熟悉的环境、低廉的价格和恶劣的生存条件给了他们重重一击，很多外来移民都认为，相较于移居地，自己的家乡无论是生活舒适度还是自由程度都更好。

人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主体，当我们看到移民身份认同与社会融入困境的同时，也要看到移民的主体性实践。

随着现代化的发展，外来移民也越来越重视自身利益和发展空间，移民的文化调适行为已经融入了他们的日常生活，并通过一系列生存策略表现出来，尤其是新生代青年移民群体。相较于初代农民工表现出来的扎根工厂、低流动性的特点，青年农民工却更为频繁地更换工作。

我们不禁会疑问：青年农民工为什么频繁更换工作？书中多从农民工的主观感受出发，给出了诸如缺失幸福感、公平感等原因。

但为什么面对工作困境的青年农民工更容易做出转工行为？周大鸣教授在调查中也发现青年农民工普遍认为初代农民工更能忍，即使遭受拖欠工资等不公正待遇仍不愿离职。

其实两类人群的离职意愿也能反映出他们对城市文化的接受程度，传统地域文化与转工观念天然具有排斥性，对土地和地缘关系的依赖限制了农民流动意识的形成，使得“落叶归根”的观念深入人心，表现为只要在一个地方扎根下来并与周围人建立起稳定联系，便不愿再流向他处。

初代农民工虽然迫于生计进入城市，但他们始终与家乡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大多数人甚至于频繁在城乡间进行钟摆式的移动，并不渴望融入城市。因此他们受固有文化观念的影响颇深，倾向于追求稳定的工作，不愿意离开扩大了的“熟人社会”。

青年农民工由于从小就接触或是生活在城市，对城市的归属感较强。并且他们希望通过适应个体化、流动性的生活方式，尽快融入城市。与父辈一代相比，当感知到自身权益收到侵害时，他们更容易采取转工行动作为自我保护与自我实现的方式。

社会融入对于整个社会的意义是极其重要的。对于移民来说，社会融入是他们实现阶级跨越的一个充分条件，可以帮助他们更好地适应新环境和社会文化，在此基础上获得更多的机会和资源以实现资本积累和后代发展。

对于整个社会而言，社会融入还可以促进社会的多元性和包容性发展，通过接纳和尊重移民群体的文化、语言和习惯，使得移居地社会变得更加多元化和充满活力，从而进一步推动当地的进步和发展。

四、结语

《珠三角地区移民与城市化研究》是周大鸣教授对于珠三角地区移民问题和城市化问题多年研究的丰富成果。本书呈现了他对都市人类学领域的深入思考和对移民发展模式的学术反思。

这本书的出版不仅是周大鸣教授对都市人类学研究的心路总结，更为今后中国的都市研究树立了一个标杆，将对物的关注转移到对人的关注。

因为政治经济与地理空间意义上的城市化并非真正的城市化，城市化本质上是“人的城市化”。2013年党和政府召开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走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就是追求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

第十四个五年规划里进一步做出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党的二十大更是将“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写入报告。

周大鸣教授通过对移民生活的观察和探讨，将人类学的学科视野应用于移民城市发展过程，以人类学的学科关怀聚焦于异质性的移民群体，真正体现了社会科学者心系社会、服务社会的大家风范。

正在进行时的珠三角都市圈

文/彭桥杨

珠三角历来就是文化交汇之地，它是岭南文化的核心地带，承载着岭南文化独特的流动性。

改革开放后，珠三角城市群拥有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是南方对外开放的门户，也是中国人口最聚集、综合实力最强的城市群之一。

周大鸣是首先提出要关注珠三角城市化与城市新移民的学者之一。他与其团队将近年来对相关领域的研究集结成书，名为《珠三角移民与城市化研究》，于近日出版。

本书立足中国的城市从地域社会到移民社会转向的大背景之下。

传统的城市是基于地域社会形成的地域城市：人口主要由周边农村迁入，因而常以某一方言群体为主体，其方言往往成为该城市的强势语言，这类城市同时是行政区划的中心。

而随着中国卷入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进程，户籍制度也无法阻挡的移民潮出现。这推动了城市社区的转型。中国的城市在这一时期从相对封闭的地域社会逐步向相对多元的移民社会转型。尤其对于诸多的沿海城市来说，它们已经进入到了移民社会。

本书的第一部分在学理上论证了上述的社会转型，通过对人口迁移数据、人口政策的分析，展现了改革开放以来珠三角的农村如何告别乡土、向城市社会转型，最终形成了开放、流动、多元的珠三角都市圈。

本书的第二部分则是聚焦于“人”，即珠三角城市中的各类新移民群体，包括农民工、经营型移民以及在穗非洲中介商，关注他们在新城市的流动策略、社会融入与其他主体性实践。

这是本书最具华彩的部分，因为该部分的内容主要来自田野调查，展现了人类学方法在城市研究中的优势，在文字的背后使读者看到了一个个生动的人。

移民社会之上的移民城市虽然充满了活力与机遇，在转型中也面临着许多挑战与问题。例如公共资源的分配、次群体间的认同与排斥等等，而家庭作为一种核心社会制度也受到了冲击。

本书的第三部分便是着眼于此，一方面阐述了移民如何推进都市化进程，另一方面讨论本地人与外地人分而形成的“二元社区”。后者的讨论尤其具对现实的关怀与人本主义的价值取向。

全书落脚于用人类学的视角重新理解城市活力与城市发展，令人深省。

作者认为我们更应关注不同的移民群体的融入与发展，而不是冷冰冰的经济数字。总而言之，这是一本关注珠三角城市化与移民的扎实、丰富的研究合集，既有对历史的纵向梳理，也有对现实的深入剖析。

然而，笔者鸡蛋里挑骨头，仍想列两点遗憾与建议。

其一，全书未能提出一个或几个清晰的研究问题。虽然读者可以很容易得提炼出一些关键词，但不同文章之间并没有共享清晰的问题意识。

其二，本书展现了珠三角城市新移民的多元样貌，但受限于篇幅，还有一些移民群体，如作者一笔带过的“智力型移民”，未能讨论。若能对所有移民群体进行划分、采样、再比较，相信会对我们理解珠三角新移民的不同群体与整体都有更多的助益。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战略的提出，珠三角城市又进入了新的篇章，学术界依然需要不断跟进与迭代，为珠三角城市与居民的发展提供智识上的支持。

来源 | 羊城晚报·羊城派责编 | 吴小攀编辑 | 孙旭歌校对 | 朱艾婷